说实话,能够全面理性评价儒家文化的人,整个社会都非常少。先说它为何难以评价:
1、评价儒家不得不依赖儒学经典文本和中国古代历史,而如今的通识教育,在大学之前,只有几句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,先秦之后的,韩愈、二程、朱熹、王阳明,完全不涉及。而中国古代历史只有1个学期,且非高考内容。就算是985211双一流毕业,没有基础知识,一样白瞎。
2、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释道法四家,从一开始就是针锋相对而存在的,要完整理解儒家,至少要明白儒家反对法家和道家的哪些部分,要对其他三家有起码的认识;并且儒家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变革,原教旨派崇孟,汉儒又深受法家影响,宋明又有理学和心学之争,并逐步吸收融合了其他三家的部分学说。要对其他三家有起码的认识,才能更清晰认知儒家。更进一步讲,如对西方哲学有说涉猎,会更好理解儒家。
3、儒家是讲究入世的,哪怕经过百余年的反对,在今天的社会中,儒家的观念仍然随处可见,因为它提供给中国人一整套的人生模板,当下流行的“人生就是一场修行”“人的成败,本质上是底层逻辑的竞争”“投资就是投国运”,不过是儒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而已。
我不敢说自己就了解儒家,但自己人生前30年入世,也曾有过鲜花掌声,而后一败涂地,从雄心壮志转入清心寡欲的出世,爱读历史和哲学,中西都读,有些思考,分享如下:
01
哲学就是哲学史。让我们回到春秋战国时代,那是真正的礼崩乐坏乾坤倒悬,周王室偏居一隅丧尽尊严,各诸侯经过多代传承,早就忘了祖辈之间的骨肉亲情和温情脉脉,彼此之间大加挞伐,对民众则严刑峻法,以至于《庄子》中大篇幅讲述受刑残废之人得道的故事,“方今之时,仅免刑焉”,在重税与苦役之下喘息的民众,能免遭刑罚就是福。在这种形势之下,人如何度过一生和如何构建理想社会?儒家、法家、道家给出了三种答案。
千万不要被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这句话所迷惑,认为儒家的人性本善是天然和放任自流的,儒家对人性的观察源于儿童,他们一方面发现儿童有善的一面,但也发现儿童无知的一面,比如儿童会无视危险的玩火和爬树。因此,人虽有善念,但必须引导和教育,“苟不教,性乃迁”,在我儿时,学生们被比喻为需要浇水滋养和定期修剪的树苗,老师们则是园丁,这都是儒家思想的遗传。儒家将儿童推及到成人,认为人的教育是终身的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直至到达圣人的境界。
儒家的教育到底教育什么呢?儒家观察总结认为,人从诞生之日起,就处于社会关系之中,人需要扮演好各种角色,要做父母的孝子,孩子的慈父,君王的忠臣,同辈的义友,无论是子以四教的文行忠信,还是五常的仁义礼智信,都是要人承担各个角色的责任,当一个人在所有社会关系中角色都扮演到位,那么这就是君子。
当一个社会里都是君子,那么从小家庭的父子,到平级之间信义,再到君臣之间的仁忠,社会的秩序就会得以建立,哪怕父子和君臣本身意味着等级制,但等级制也比无秩序要好。
司马光是一位容易被忽略的儒家学者。就我所知,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人,是了解过千年以上历史,并成为大思想家,他们分别是:老子、司马迁和司马光。
老子是周朝的图书馆长,遍揽周之前天下纷争的历史,《汉书》中讲“道家者流,盖出于史官,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,然后知秉要执本,清虚以自守,卑弱以自持,此君人南面之术也”;司马迁在思想上是中立稍偏儒家。而司马光则完全从历史中,悟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,
《资治通鉴》是从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三家分晋开始写的,司马光选择这件事作为开头,是有深意的。司马光这么说:
夫以四海之广,兆民之众,受制于一人,虽有绝伦之力,高世之智,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,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!
在司马光看来,“礼”的重要性在于输出和维持秩序,而三家分晋周王应许,使得“君臣之礼即坏矣,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”
司马光看了一千多年的历史,大大小小的故事,他悟到的道理在一开始就阐明得很清楚。大到江山社稷,小到生民命运,所有灾难的来源在于:不尊重规则。
儒家认为,一个不确定的社会是最为糟糕的,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,无法提前明确目标和规划行为,正确靠的是结果,是以“智力相雄长”,首先就不公平,人天生在智慧上有差距,且出身有差别,“智力”的较量在一开始就不公平;其次是智力的较量,必然导致人被工具化和资源化,这不仅仅是地位上的差别,更是物种意义上的差别,竞争失败之人会沦为猪狗一样;最后是智力较量永远没有终局,治乱循环将永远存续。
虽然周礼是以出身来明确等级,也存在不平等,但一个社会里,有规则要百倍优于无规则,一个人哪怕出身是平民,但他很清楚怎样成为一个幸福的平民,权利和义务不仅是对等的,还是事先明确无误的,只要尽了义务,就一定会享受权利。
02
但儒家的社会体系是有巨大漏洞的,无论君子社会和天下大同多么引人入胜,儒家对不守规则之人是毫无办法的,甚至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,君子越多小人获利越丰厚,法家思想来了。
法家的人性本恶一说也很迷惑,更准确地说,法家认为人是一团欲望的凝结,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,除非统治所有人,整个社会乃至大自然都是一场残酷的生存游戏,越没有道德约束,对别人越狠的人,才能获得生存和统治的权力,社会只有两种人,一头统治的狼和无数臣服的羊。
如果法家仅仅指出这一点,没有改造社会的计划,那就与叔本华的思想并无二至。但法家意不在此,既然社会彼此争斗不休满目疮痍,不如索性加速这个过程,用赏罚和控制来榨取资源,进而取得生存竞争的最终胜利。
法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坏”,而是他们认为最残酷的秩序也比无秩序要好,民众虽然被剥削和压榨,但是至少免于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艰难的活着要比死去要好。因此,历史上无数统治者表露过同一个意思,秩序本身就是恩赐,稳定压倒一切。
在这里要插入一部分,西方哲学里的霍布斯,对于人性的假设也和法家类似,甚至统治秩序来源于对彼此争斗状态的恐惧,也和法家如出一辙。但问题在于,霍布斯思想的背景是为了反对西方中世纪的等级制度,他是为了引出人生而平等和社会契约论,而法家将欲望推到极致,进而构建大一统帝国。
儒家要求君主约束自己,而法家让君主无限释放自己的欲望,儒家的社会构建理论在法家面前节节败退。但法家理论在治国上有用,却不能用来指导人如何度过一生,正如叔本华所言,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摇摆,况且信奉法家的君主不希望下属也用法家对付自己,因此,儒家的伦理部分就被移植过来。
儒家非常亲民和低门槛,它符合人在生活中的常识,在面对父母时,孝或者不孝二选一;面对君王时,忠或者不忠二选一;面对朋友时,义或者不义二选一;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,不管动机是感情、良知、操守这类褒义词,还是求名和牟利,儒家通通认为是君子。基于人际关系构建的等级制度,恰恰是法家君主统治术的关键一环,君主们乐于做出尊儒尊孔的姿态,以换取天命所归的合法性,以及知识分子的稳定。
法家的统治术和被阉割后的儒家正式合体,成为主流和官方哲学。儒家被迫与法家开始融合,有了荀子以及汉儒,由于儒法两家根子上的不同,两者是不可能完全融合的,中国之后的精英阶层呈现出明显的表里不一和认知鸿沟,在口头上维持仁义道德的名声,在行为上践行法家的理念,所谓“圣人的书是拿来读的,用来做事百无一用”。
为了解决这一巨大的认知鸿沟,儒家精英们被迫开展思想自救,而这也是汉代以下哲学思想演变的主线,暂且按下不表,先讲一下道家。
有个很有趣的现象,道家历史上的知名人物,或者《庄子》里推崇的得道之人,基本上都是老头,并且还是读了很多书的老头。老子当过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长,又有传说,王子朝带着大量书籍投奔楚国,庄子得以有机会读过这些藏书。不同于儒法两家是从观察人开始由小及大去构建理论,道家是从宇宙开始从大往小去思考。老子开篇就讲,“道可道非常道”;庄子稍微友好一点,用“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”来比喻,人的知识是有限的,人不可能理解道,任何企图通过“知识”来构建的哲学理论都是虚妄的,且有害的,道之不存,而德生焉。人是万物的一部分,和朽木砖石并无差异,因此人如何度过一生?顺其自然。如何构建理想社会?清静无为。
道家的思想是完全独树一帜的,和儒法完全就是两个概念,甚至某种意义上是降维打击,道家是唯一探讨理性有限性的中国哲学,这一点甚至可以和哈耶克隔空握手;道家的宇宙论也和斯宾诺莎极为类似,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在儒法之外保留了一丝形而上空间。对于人如何度过一生的问题,道家提供的是万能解,无论外部世界是何种局势,信仰道家之人都可以过好一生。
但道家也有它的问题,它的门槛很高,人必须要有很高的眼界、很大的格局、极好的悟性才能入门,并且道家本质上不鼓励思想传播,一句话,爱信不信,小众高冷有逼格,好在佛教传入了。
佛教对于“空”、“无”、“苦”都有逻辑缜密的思辨,这填补了道家的论证过程。我这句话会被专家喷,实质上在学术上,道家和佛教有很多区别,但去掉佛教转世轮回的迷信成分,仅就指导现代人对抗人生的焦虑和虚无层面,佛教和道家基本是一致的。佛教为道家注入逻辑,道家助力佛教实现本土化,强强联手成为对抗儒法的第三极。
回到儒家精英思想自救的轨道,一部分儒家拒绝法家化,姑且称之为原教旨儒家,始终对法家化的儒家嗤之以鼻,倡导坚持儒家保守原初理想,回到三代之治,比如黄宗羲、谭嗣同等;另一部分用道家来调剂儒法冲突,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,用孔孟入世,用老庄出世,苏东坡、黄山谷就是典型的老庄派儒家;第三部分是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,原始儒家里是没有宇宙论的,孔孟不在意宇宙万物是怎么构成的,更不关心万物遵循什么样的规律,程朱理学就加入了宇宙论的部分,说宇宙有规律,叫做“理”,“理”在万物中都有体现,实质上是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的理论。
在说第四部分人之前,要讲一下禅宗,正统佛教根本就不认禅宗这个儿子,实在太过于离经叛道。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,不悟即佛是众生,一念悟时,众生是佛;而且不需要打坐修行,一旦顿悟,行住坐卧,皆在道场;更重要的是不需要读很多书才能理解,六祖惠能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顿悟。
回顾上文,在解决人如何度过一生问题时,法家是束手无策的,儒家要承担各种责任,道家对人要求很高;儒法两家是要入世的,佛道两家是要出世的;选择任意一家都各有利弊,而禅宗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。对于外在功名利禄,既然是空和无,就没必要刻意回避,也可以去追求,只要本心不迷就行;承担责任并不妨碍内心自由,可以一边修齐治平,一边心远地自偏;既然万法皆空,就应无所住,入世就是出世,出世就是入世,不必纠结。
禅宗是什么?禅宗集合了各家的优点,又避免了各家的缺点,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集大成。
对普通人而言,心学和禅宗是一样的,他们可能用的词不一样,论证过程不一样,但结论是一样的。而心学就是第四部分儒家,他们集合了各家所长,再也不纠结,我是世界的中心,我是宇宙的导演,我是问题的答案。
03
阅读中国历史,学习中国哲学,其实目标只有一个,那就是解决李约瑟问题和黄炎培之问,其实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,一个是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来,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科技;另一个是从中国内部来的,如何摆脱历史的治乱循环。
中国传统文化到底哪里错了?使得中国整体落后于西方。
西方哲学有两样东西,中国传统哲学很少涉及,即本体论和认识论,前者讨论什么是实在,后者讨论什么是真理。为什么唯心主义才是真正的哲学,因为只有唯心主义才能开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讨。
儒法道三家几乎默认外部世界就是实在,一旦先验地认同唯物主义,那么世界就远比人要重要,人不仅数量很多,还生存时间短暂,世界则是永远存在的。既然世界客观存在,那么肯定有运行规律,三家都把这个规律称之为“道”,道和世界一样,不生不灭。人需要认识道、接近道和利用道,最终达到内生外王的境界。三家在具体的哲学理念上有着巨大的冲突,但又有着相同的基础假设。
而跳出中国传统哲学放眼世界,唯心主义才是主流,西方的柏拉图、印度的佛陀,都对外在世界的实在性产生怀疑,甚至在西方哲学中,唯物主义从来都是边缘的非主流,唯心主义才是王道。而我在强大的唯物主义文化中成长,刚接触西方哲学时,非常难入门,在我的周遭,能够跳出唯物陷阱的,少之又少,甚至对佛学、禅宗、心学的理解,都是错位的,我也一样。
唯心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:人是通过感官来认知世界的,而感官是主观、流变和不可靠的,人无法通过自身证明世界是实在的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、佛陀的空,都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逻辑缜密的证明,虽然哲学碰瓷科学被鄙视,但量子物理的测不准原理恰恰是这个问题的最新证明,人想要测量,就必须发射光子,光子会让粒子塌缩,不可能同时获知粒子的位置和动量。
既然无法确定世界是实在的,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,证明思考这个问题的心灵是存在的,笛卡尔完成了漂亮的证明。接下来就是认识论的问题,什么样的知识是真的?这个问题的回答分成了两派,一派以笛卡尔、康德为代表的唯理派,相信通过人类的理性思考,可以构建出真的知识体系;另一派以休谟、罗素为代表,认为人的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,不存在绝对的真理,真理只在具体的语言中才有意义,比如1+1=2的真理性,是由发明这套数学语言本身决定的;天空是蓝色的真理性,是由语言中“天空”、“是”、“蓝色”这些词本身的涵义决定的。
与其说唯心主义是封信迷信的玄谈,不如说它的目的在于提供“怀疑”这个产品。无论是人生的意义,还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,怀疑都是极为重要的产品。在唯心主义者的世界中,没有完美无缺的社会,地上不可能重建天国;没有什么是绝对真理,自然不存在关于人的评价体系,除了上帝,没有任何终极权威能判断人;外部世界的模样和运行规则,取决于人主观的认知,心灵塑造宇宙,而非宇宙塑造心灵。
中国传统哲学总算在王阳明的心学这里,有了些许进步,他彻底解放了人,明朝中后期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,以及《金瓶梅》中所描写的世俗社会,貌似可以走出一条心路。
但王阳明还是差了一步,他仍然还是用儒家的传统话语体系来阐述自己的思想,他难以跳出四书五经的话语体系,这就导致一个巨大的后果,心学只能用来指导人如何过好一生,无法给出一个社会构建的理想答案。儒家的道统、法家的统治术,依旧还在,换句话说,心学是就像小乘,是用来度自己的,不是用来度众生的。
04
这就使得,除了少数精英之外,普通大众依旧会滑入儒家的思想观念。
儒家反对超验世界,因此民众是世俗的,是追求名利的;
儒家强调孝道,因此我们从小被教育,当个听话的孩子,在家听父母,上学听老师,工作听领导,一生听国家;
儒家是等级制的,所以我们入职一家公司或者读个研究生,不自觉的变成领导和导师的“家奴”,干了许多超过本职之外的事情,反而彼此都觉得理所应当
儒家是制造和推崇权威的,所以只要某人有某项title,仿佛就自然获得了某种特权,全社会默契的听从他们,“质疑权威”从来都是少见的堂吉诃德行为
儒家鼓励人努力奋斗,相信努力是有回报的,所以整个社会疯狂迷信教育,然后我们变得越来越卷;
儒家强调承担责任,因此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努力扮演“好儿子”“好丈夫”“好爸爸”“好员工”,唯独不会爱自己,整个社会整体性的抑郁;
儒家是泛道德的,因此每个听话的乖孩子,或多好少终生被羞耻心折磨;整个法制环境依旧是前现代的,民众皆曰可杀,执法机关也就从善如流;
这个清单可以列的很长,虽然有些“症状”,看起来似乎是现代性问题导致的,但我们和西方人的病根是不同的
但我个人并不绝望,虽然儒家传统强大,但时代变了就是变了,像我这种下三滥不入流之人,都能看穿他们的把戏,就知道,这玩意儿寿终正寝的日子不远了,到时候,我会用唱歌一样的哭声为它送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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